2011年至今，我国生育政策已从“双独二孩”发展到“全面三孩”。历经10年嬗变，“让不让生”已不再是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想不想生”和“生了怎么养”。
回顾政策历程，10年间，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再到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2021年放开“三孩”，这表明政府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决心。事实上，生育背后还有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相互牵扯，“说生就生”并不容易。
基于此，澎湃新闻推出“生育的细节”系列报道，精选国内外新刊发的人口研究，将后人口转型时期人们的生育决策及行为置于“显微镜”下，以人为本，探究细节。
今年来，多篇文献指出，青春发育提前、儿童孤独症等均与父母高龄生育有关。同时，近年来多份研究指出，女性高龄生育会增加早产、剖宫产、低出生体重等妊娠不良结局的风险，还可能带来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等妊娠合并症的发生，威胁母亲健康。
一项来自上海市闵行区的研究显示，高龄产妇（≥35岁）占比自2013年起呈显著上升趋势，2018年达到峰值17.58%，2019年略有下降，为16.43%。同时，晚婚趋势也将带来晚育现实，如据安徽省民政厅统计，2021年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
《柳叶刀》2021年刊发的一项研究表明，女性的理想生育年龄是22-28岁，或至少不超过35岁。还有研究提出，父亲的最佳生育年龄为28-34岁。
未来，三孩政策也将让更多较高育龄的父母有考虑空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关注高龄生育带来的母子两代人的健康风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多位研究者建议，相关部门应加强宣传教育，鼓励适龄分娩，并推荐高龄父母进行专业咨询，减少对儿童发育的影响。
父母高龄生育对孩子发育的不良影响从新生延续至青春期
今年6月，一篇发表在北大核心期刊《中国公共卫生》的文章以北京市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索青春发育时相与父母生育年龄的关系。
该文题为《北京市中小学生青春发育时相与父母生育年龄关系》，作者来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及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该研究共纳入3113名7-16岁研究对象，其中男生占比51.46%，女生占比48.54%。
在调整多种因素后，模型分析显示，对男生而言，相对于父亲生育年龄20-24岁组，父亲生育年龄≥35岁组的男生青春发育提前风险升高2.36倍，而父亲生育年龄30-34岁组的男生青春发育延迟风险降低0.42倍。但未发现母亲生育年龄和男生青春发育时相存在关联。
而对女生而言，相对于父亲生育年龄20-24岁组，父亲生育年龄≥35岁组的女生青春发育提前风险升高4.18 倍。但未发现母亲生育年龄和女生青春发育时相提前存在关联。此外，未发现女生青春发育时相延迟和父母亲生育年龄存在相关性。
作者总结道，父亲生育年龄大是男生青春发育时相提前和延迟的独立危险因素，也是女生青春发育时相提前的独立危险因素。
不仅是对青春期发育，父母高龄生育对儿童发育也存在影响。2021年9月发表于《天津医科大学学报》的《二孩政策下父母亲生育年龄对于儿童发育短期和长期影响因素分析》一文指出，父母生育年龄大于30岁的孩子在儿童时期比同龄人更瘦小。
该研究数据选取于2014年12月-2020年12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天津市218个生育家庭的人口学资料和临床资料。
父母的年龄对于儿童的身高体重存在长期影响。A：不同母亲年龄对于儿童体重的影响；B：不同父亲年龄对于儿童体重的影响；C：不同母亲年龄对于儿童身长的影响；D：不同父亲年龄 对于儿童身长的影响。论文附图。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父母的年龄对于儿童的体重和身高存在长期的影响。对体重而言，25-30岁母亲组的儿童平均体重最大，31-35岁母亲组儿童次之，而>35岁母亲组儿童的平均体重始终最小，类似结果也在不同年龄父亲组中发现。
对身长而言，25-30岁母亲组的儿童平均身长最长，31-35岁母亲组儿童次之，而>35岁母亲组儿童的平均身长最短；类似结果也在不同年龄父亲组中发现。
除了对儿童、青少年发育会有影响，父母生育年龄在新生儿的出生结局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份来自上海的大样本研究发现，高龄生育会增加新生儿不良出生结局的风险。
该研究于2021年10月发表于北大核心期刊《现代预防医学》，文章题为《生育年龄与不良出生结局的关系及对适宜生育年龄的启示》。
文章研究数据来源于2008-2019年上海市闵行区出生的253842名新生儿的出生登记信息。研究将生育年龄分为六组进行比较分析，分别为＜20岁，20-24岁，25-29岁，30-34岁，35-39岁与≥40岁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妇产科联盟关于青少年与高龄生育的标准，将≥35岁定义为高龄组。
研究主要关注的不良出生结局有：早产、低出生体重、出生缺陷和剖宫产。数据分析显示，不良出生结局中，剖宫产和双多胎发生率随产妇生育年龄上升而呈上升趋势，早产和低出生体重发生率则呈现先降低后增高的趋势。
在控制相关影响因素后，与产妇年龄20-24岁组相比，产妇年龄35-39岁组早产的发生风险上升1.6倍，低体重风险增加到1.47倍；40岁以后，早产的风险上升至2.09倍，低体重的风险上升至2.15倍。
今年4月，一篇题为《父母亲生育年龄等围孕期因素与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关联性》的研究文章发现，父亲生育年龄与儿童ASD患病风险相关。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是包括孤独症、亚斯伯格症、儿童时期崩解症、未分类的广泛性发展障碍等在内的广泛性发育障碍疾病，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语言障碍、人际交往障碍、兴趣局限和重复刻板行为。
该研究发表在北大核心期刊《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上，作者来自上海市生物医药技术研究院、国家卫健委计划生育药具重点实验室；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海市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国家卫健委科学技术研究所。
该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8年6月至2019年2月期间就诊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且被诊断为ASD的2-6岁儿童，对照为同期就诊于上海静安寺街道/上海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2-6岁非ASD儿童，同时排除精神类疾病儿童。研究共纳入母子/母女253对，其中病例104对，对照149对。
研究探讨了父母亲生育年龄等围孕期因素与儿童ASD患病风险的关联性。结果显示，父亲生育年龄≥35岁，父母亲孕前或母亲孕期患病、出生性别为男孩的儿童患ASD的风险增加；还显示父亲生育年龄≥35岁的男童患ASD的风险更高。
研究者指出，父母亲的生育年龄对儿童ASD的影响一直以来备受关注。尽管各项研究中父母生育年龄分组或参照不尽相同且各年龄组子代ASD患病风险并不完全一致，但结论基本一致，即父母高龄生育与子代ASD患病风险增加相关。
研究者援引道，最近发表的一项以丹麦国家登记数据为基础的队列研究，不仅显示在女性30岁以后或男性35岁以后生育的人群中，子代发生ASD的风险随父母年龄呈现单调递增的趋势，而且还显示年龄对儿童ASD发生风险还有跨代际影响，与祖母或外祖母生育年龄的关联性呈U型趋势。
研究者分析，目前，ASD的发病机制并不完全清楚。父母亲生育年龄等围孕期因素对儿童ASD的影响可能是通过遗传-表观遗传等途径来实现的。ASD具备较高的遗传特性，但同时又具有遗传异质性，是由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神经发育障碍。除遗传因素外，基因新发变异被认为是ASD发病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外国学者的研究表明，男性生育年龄越大，子代基因新发变异的可能性会增加。
在晚婚成为趋势、计生政策放宽的大背景下，我国高龄孕妇比例逐年增长。
在经济发展、教育程度提高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城乡居民平均初婚年龄呈现不断推迟的趋势。如，据安徽省民政厅统计，2021年安徽省结婚登记平均年龄为33.31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
初婚年龄推迟也将带来生育年龄推迟，这在经济发达城市更为显著。《生育年龄与不良出生结局的关系及对适宜生育年龄的启示》一文对上海闵行区25万余名新生儿的出生登记信息分析发现，2008-2019年，女性平均生育年龄呈上升趋势，从2008年的26.68岁上升至2019年的29.97岁，总体增长了3.29岁，平均每年增长0.30岁。
2020年10月发表的《全面两孩政策下高龄生育对妊娠结局的影响》一文以广东省江门市3万余例产妇为研究对象，发现2012-2013年，高龄产妇发生率为7.76%；2014-2015年，高龄产妇发生率为9.79%；而到了2016-2017年，高龄产妇发生率达到29.10%。
如今，“三孩时代”已经到来，初婚年龄推迟的趋势还在加深，在生育政策和婚育行为的双重影响下，高龄生育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
除前文所述子代健康风险外，高龄产妇的健康风险也引发了诸多研究者关注。
上述江门研究发表于《中国妇幼保健》杂志，研究者来自江门市妇幼保健院。研究选取2012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在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分娩的33534例产妇为研究对象，将高龄产妇与同期分娩的非高龄产妇资料进行对比分析，探讨高龄产妇妊娠合并症发生率。
研究将高龄产妇定义为分娩时年龄≥35岁的产妇，同时，研究还在高龄组中以40岁为界限进行比较分析。
研究发现，高龄组产妇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巨大儿发生率等明显升高，高龄经产妇明显增加，瘢痕子宫发生率也明显增多。如，高龄组产妇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为39.87%，而这一数字在适龄组产妇中仅为19.69%。
作者在文中呼吁，高龄产妇妊娠合并症发生率显著升高，剖宫产的危险性增加。因此，应尽量避免高龄妊娠，高度重视高龄产妇的围生期保健，尽量降低围生期并发症和合并症发生率。
《柳叶刀》2021年刊发的一项研究表明，女性的理想生育年龄是22-28岁，或至少不超过35岁。还有研究提出，父亲的最佳生育年龄为28-34岁。
鉴于高龄产妇自身风险及父母高龄生育带来的子代健康风险，多位研究者建议，应为育龄期父母营造支持性环境，加强宣传教育，鼓励适龄分娩，提前预防，降低高龄产妇比例；推荐高龄父母进行专业咨询，争取通过后天努力减少对儿童发育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