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把身体埋在软体沙发的一角，沉默打着游戏。他对面的排椅上，一对中年夫妻紧紧挨着，视线没离开过门诊门。一个七八岁的男孩，频频被母亲拉住，刚玩了一会儿点读机，又开始上蹿下跳。
这是2022年8月4日，广州市白云心理医院学习困难门诊。开设专门学习困难门诊之前，儿童少年心理门诊每天的接诊量仅有10个左右。现在，每天光“学习困难”儿童，就有30个以上。
叫到那对中年夫妻了。他们进入诊室，在副主任医师罗爱民跟前，开始叙说孩子的变化。他们的儿子曾经名列前茅，初二时却急转直下。第一次中考失利，第二次中考前两天，又放弃了考试。
学习成绩，孩子往往在这个指标上显示出异常，才会引起父母的警觉。罗爱民最遗憾的，是那些生病的孩子其实早有种种预兆。比如眼前这对中年父母，他们的孩子称，自己在五年级时，就已经发觉“情绪上有问题”。
而当学习成绩的问题被发现时，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间。“学习困难”症除了与神经系统发育有关，如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孤独谱系障碍（自闭症），也包括情绪和精神心理障碍。罗爱民接诊的儿童，有九成多存在精神心理问题。
诊断结束后，罗爱民安慰这对中年父母，“如果病情稳定，和普通孩子没什么区别”。
男孩妈妈的反应是，“那是不是就可以正常学习了？”
最被重视的指标
来到这个门诊的家长，或多或少都抱着让“学渣”孩子逆袭的期待。
在此之前，彭昔从未想过“学习困难”也是一种病。她的儿子拥有某种天分，“像永动机一样精力充沛”，沟通顺畅，情感细腻，在小朋友间很受欢迎，还被选为学校仪仗队成员。彭昔对他抱有很大的期待，“总觉得孩子天赋异禀，‘鸡一鸡’，说不定可以冲向‘宇宙圈’”。
起初的规划中，一线城市的教育资源，能让孩子将来有更大可能进入211/985高校。2021年，她和丈夫带着孩子离开粤西家乡，前往深圳定居。此前，为了让11岁的孩子能在深圳的公立小学插班，她费尽功夫，“活活脱了一次皮”。
“不是金子的普通人，不就是得借助别的条件，才能发出微弱的光吗？”在家乡时，彭昔每年交一万多补课费，让孩子上一对一的英语外教课，还把他送进挤破头才能进的小学。
到了深圳，恰逢“双减”，彭昔觉得这是“弯道超车”的好机会。她开始手把手辅导孩子功课，但一个在拼命地抓，另一个想尽一切办法逃。
彭昔开始看到孩子的另一面。五分钟内，他去了一趟洗手间、一趟阳台，看了课外书，玩了一下玩具，最后学了一分钟，也不忘抱怨“学得很累”。在学校上课，分不清B和P，K是反着写的，写的字“像摩斯密码”。
在老师的要求下，彭昔陪读了半个学期，但孩子的情绪对抗愈加严重，“无法介入他的学习，否则就大吵大闹”。哪怕一天只是三个单词的任务，也“故意”不完成。
压倒彭昔的一次，是孩子在书桌前坐了一个半小时，却背不下来一个只有四个字母的单词。“为什么就是态度不上心？为什么故意要和我对着干？”她怒吼，孩子也哭了起来。
2021年底，“快被逼疯”的彭昔决定带孩子看心理门诊。她在网上看到深圳儿童医院能做学习障碍检查，“这不就是我儿子吗”。排了两个月队，才做上检查。
诊断结果显示，孩子患有多动症（简称ADHD）。医生给孩子开了“择思达”，这是目前国内除了“专注达”外，治疗多动症的有效药物。但长期服用，会产生睡眠问题、食欲不佳等副作用。
近年来，包括南京市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等在内的中国各大医院，陆续开设学习困难门诊。按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与心理特教研究所研究员张冲的推算，截至2019年底，中国近两亿中小学生，有三千多万受到学习困难的影响。
在罗爱民的门诊中，父母对疾病的判断，呈现出对成绩的执念。“经常碰到家属过分关注学习成绩，而忽视了孩子本身存在的疾病。”
不久前接诊的一名高二女生，到门诊时已患上重度抑郁。女孩自小被父母送回四川老家，由爷爷奶奶代为抚养。到了十六七岁，没有零花钱，她就偷奶奶的钱，一次一两百，给自己买好看的衣服。被发现后，原本就粗鲁管教的爷爷奶奶，责骂更加严厉。
女孩的成绩从五百分直线掉落到一百五十分后，父亲注意到了，用“小偷”“不上进”“学习不努力”责骂她，女孩开始有自残表现。
在门诊，罗爱民注意到女孩手腕的疤痕，“肉都外露出来了”。但父亲喋喋不休在说的，依旧是成绩。
同门诊的主任医师郭沈昌从业已长达57年。他观察到，“像指纹一样”，同一个病在不同个体身上有不同表现。尽管造成学习困难症的原因与症状表现各有不同，但共通之处在于，“家长们都是看到小孩不上学，或是学习成绩实在不行了才带来”。
医生告诉彭昔，她和丈夫也有轻微的注意力缺陷障碍症状。如果不是带儿子来学习困难门诊，她或许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在学习困难门诊，诊断是一个精细活儿。医生要评估孩子的智商，再从病史、情绪特征、注意力集中情况、家庭环境、成绩起伏等多个方面判断孩子的基本情况。再根据症状严重程度，选择心理治疗、药物干预或住院治疗。
遇到一些受文化教育环境影响的患者，还需要详细了解家庭情况，对家庭成员的认知行为、沟通方式进行调整，以此缓和家庭气氛。
罗爱民问那个患了重度抑郁的高二女孩，是否想和父母再亲近一点。女孩对他说想，但是做不到。“这种改变就不单需要孩子本身改变，父母、爷爷奶奶也要改变行为方式和言语方式，彼此才能走近一些。”之后，他通过家庭治疗，引导女孩家人采用更温情的沟通方式，“意识到下次应该怎么做，不要给孩子贴标签”。
对一些不愿交流的孩子，郭沈昌则习惯通过“房树人”图画的形式入手，从颜色搭配、树干形状、人物表情等推测孩子的心情。
2022年8月4日，广州市白云心理医院学习困难门诊，医生郭沈昌习惯通过“房树人”图画的形式入手，从颜色搭配、树干形状、人物表情等推测孩子的心情。图为一个孩子画的“房树人”。（庄泽铃/图）
在罗爱民看来，学习困难的症状多呈隐性，成因复杂，“治疗难度比成人大得多”。
至于已经需要住院治疗的青少年，隐性症状在他们身上会显露得肆无忌惮。南方周末记者在医院病房中看到，患有多动症的两个孩子因互殴挑衅，被强行分隔居住。几个手、大腿上袒露着刀疤的青少年，聚在一起，互相戏谑调侃彼此的疤痕。
实际上，人类对学习困难的认识，经历过曲折的发展。1896年，美国医学教育家摩根报告了一位能够拼读单词，却无法理解句子含义的14岁少年。当时普遍认为，学习困难，或学习障碍，与大脑损伤有关。到了1975年，美国《所有残疾儿童教育法》正式将学习障碍认定为一种残疾类别，此后学习障碍的患者人数持续增长。
但是，英国全纳教育专家托尼·布思在1998年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试图解释学习障碍完全来自于社会建构。当一个社会要求学生“成功”“比别人过得更好”时，学习障碍就能用于解释那些在比较中“落败”的学生。
在中国特殊教育研究会第一届副理事长朴永馨主编的《特殊教育学》中，学习困难被定义为：由于生理、心理、行为、环境等因素，儿童在正常教育情形下，学习成绩达不到义务教育教学大纲要求，或个体心理发展水平严重落后于年龄特征水平的现象。
造成的原因有很多，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理科主任朱大倩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学习困难既可能由神经发育不完善等先天因素引起，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孤独谱系障碍（自闭症）、精神发育迟缓，也可能源于某项特定的学习能力发育落后，如阅读障碍、计算障碍、书写障碍，亦可能受到如焦虑、抑郁等情绪和精神心理障碍的影响，其中不乏文化教育环境等后天外在条件的干预。
而针对不同症状有不同的治疗方式，仅有少部分人能够随年龄增长自愈，多数则需要长期治疗。常见治疗方式有心理干预、药物干预、行为干预及专业的康复训练。朱大倩对媒体表示，经过正规治疗，孩子的情况往往可以得到改善，如神经发育存在障碍的学习困难儿童，70%能受益于药物治疗。
很多家长存在认知误区。在门诊里，罗爱民常需要同家长们“斗智斗勇”，“很多家长过分强调了社会心理因素，而忽视了复杂的生理病因。”
一些家长无法接受诊断结果，“小孩这么聪明，只是天性好动而已”“手机看多了而已”“把孩子心结打开，成绩就提升了”。家长这些反应，罗爱民早已习惯。他经常反反复复地对家长说，“这个病是一定需要诊断治疗的。”
在所有工作中，和家长沟通，成了耗时最长的一项。
学习困难门诊的设置，学习成绩当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医生们希望通过这个特定的门诊，让家长和孩子消除病耻感，及早进行干预。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学习困难门诊主任医师刘燕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些家长认为看精神科有心理压力，“病历档案会记录，对小孩将来的形象不好”。另外，此前抑郁症、多动症、睡眠障碍等疾病门诊种类繁多，可能隶属于儿童保健科、发育行为科、神经内科等多个科室，许多家长并不清楚该去哪里看病、如何看病。
据《科技日报》报道，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约有三千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及行为问题困扰，而就诊率不到三分之一。
如何提高就诊率？在刘燕玲的观念中，“学习困难门诊这个通俗易懂的名字，大众更容易接受，也可以把一部分有精神心理问题的孩子聚在一起”，再由医生进行识别与针对性的治疗，减少“病急乱投医”、漏诊误诊的情况。
刘燕玲从医三十余年，大部分时间都和孩子打交道。1990年，她以全系第一的成绩毕业于江西医学院临床儿科，之后一直从事儿内科临床与教学工作。2007年，刘燕玲到上海进修儿童心理行为与生长发育专业。当时江西本地心理医疗的条件尚未成熟，她便带着团队先组建起儿童生长发育门诊。
这些年，刘燕玲清楚地感受到，儿科疾病谱发生了明显转变。随着预防保健水平的提升，腹泻、佝偻病等躯体性疾病已逐渐减少，随之而来的是愈加严峻的儿童心理行为疾病。
“身体再好，心理不健康有什么用呢？”于是，这位全科医生相继考了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证书。2022年2月，刘燕玲带着团队成立了江西省首个学习困难门诊与儿童心理行为多学科联合门诊（简称MDT门诊）。
“一听说有学习困难门诊，家长的关注程度就不一样了。”门诊量从原先的几个，到进入暑假后“组团看诊”，目前已接诊近1500名患者。
刘燕玲每日限号60个，但暑假一天下来，经常只有中午半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有时到了晚上十点，她和医生才能下门诊。她需要查阅孩子的病史，进行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评，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转移到MDT门诊，再予以药物干预、心理咨询、仪器辅助与家庭教育指导相结合的综合治疗。
罗爱民也记得，他刚就业时，来看精神心理科门诊的基本是成年人，但近几年，尤其在疫情后，青少年患者越来越多。2022年暑假，医院住院部的60个床位已经满员。
他有时觉得，现在社会给学生的压力太大了。成立学习困难门诊不仅在于减少大众对精神心理疾病的羞耻，更重要的是希望引起人们对教育压力的反思。“整个社会的压力都往教育上走，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学生。”
家长对学习的在意程度总是出乎医生的意料。一些家长发现孩子有严重的情绪问题或异常行为，也会等到放暑假了再来。有时，罗爱民还会收到家长给住院孩子写的请假申请，原因是孩子有周考、月考或体育考试，需要回去参加。
刘燕玲接诊过智力值超过140的孩子，“妈妈希望他什么都要做得最好，孩子对自己要求也很高，很焦虑，患有抽动障碍”。即使孩子的成绩在班里常常第一，家长还是希望刘燕玲能给出重点培养方案，让小孩变得更好。
“哪有什么完美的人？”遇到这类情况，刘燕玲会叮嘱家长无需过分焦虑，因材施教即可。有时，她也会接到家长的电话，孩子着急上培训班，来不及来门诊排队，“培训费比门诊费要贵得多”。
南京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所长、主任医师柯晓燕对此曾表示，当家长只看重学习，而在其他方面过度满足孩子，其实剥夺了孩子从生活中获得满足与快乐的机会。
刚服用择思达的一两周，彭昔的儿子副作用反应强烈，嗜睡严重。再加上药物伴随的食欲不振，一顿饭往往只能吃上一两口，半年来，身高体重没什么变化。
彭昔后悔过，如果自己早点发现，孩子也许不用经历这一切。身边人依旧在“卷”，同班有孩子，已经刷完初中三年的英语课程。但照顾多动症孩子的彭昔，已经把期望值降到最低，“他能走到哪一步就走到哪一步，走不到也没办法”。
现在，她希望自己和孩子爸爸再努力挣点钱。“有时真的想放弃卷，不‘鸡娃’了，就‘鸡’他爸和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