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回答一个现实而深刻的问题：为了生娃，你愿意花多少钱？
这个问题有一定的迷惑性，请注意不是孩子生下来之后的养育成本，而仅是为了成功生下孩子，你愿意花多少钱？
当前不少人宣称不想生孩子，每年公布人口数据时，媒体最常探讨的也是如何提高人们的生娃意愿，但在连年走低的生育率背后，除了「能生而不想生」的人，还有一群人常常被忽略——那些「想生而不能生」的人，对他们来说，生娃可能是人生中最痛苦却又最渴望的一笔消费。
有人已经盯上了这些隐秘而庞大的消费需求。
最近，字节跳动豪掷约100亿元，买下高端妇儿医疗集团美中宜和。美中宜和成立于2006年，旗下拥有7家妇儿医院、2家综合门诊中心以及5家月子中心，分布在北京、天津、杭州、深圳，已覆盖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区域。
在许多人看来，100亿元的价格太高了。3年前，同样从高端妇产科业务起家的和睦家被收购，旗下拥有9家医院、14家诊所，打包价约为90亿元。抛开字节跳动本身的财大气粗，单就美中宜和而言，能喊出这个价格，重要原因之一还是其手中握有的辅助生殖牌照。
按照近年来大家的普遍认知，中国人口出生率逐年下滑，辅助生殖恐怕不是一门好生意。但在业内人看来，这门生意大有可为。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经批准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536家，其中90%集中在公立医院，民营医院仅占10%左右。资本投资很难挤进公立医院，为数不多握有牌照的民营医院自然就成了香饽饽。
牌照的稀缺性，很大程度是由于审批难度大、流程长。一家医院想要申请获得辅助生殖牌照，必须要经过4个核心环节，一套完整的流程走下来至少需要10年时间，而且牌照的申请要求极高，拿到牌照后每2年还要进行校验，未通过者就会被收回运营资格。
除了持牌医院少，地域分布不均现象也非常显著。从国家卫健委公布的《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名单》中可看出，持牌医院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及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非常匮乏。
持牌医院数量难以增长，生不出孩子的人却越来越多。
1970年代，中国不孕不育人群占比约为1%-2%，1990年代这一数字上升至10%，到如今约有15%的人有这个问题，数量多达5000万，男、女各占一半。
早在1992年，丹麦学者CARLSON就发现男性精子质量有显著下降的趋势，进入21世纪以后，西方学者通过扩大数据样本研究达成共识，在北美和欧洲，男性精子质量确实在持续下降。美国生殖医学专家SHANNA SWAN教授根据其研究数据做了一个推论：按照目前的下降数据，如果无法得到改善，到2045年，人类男性精子数量的中位数将会降至0。
国内最大的人类精子库，中信湘雅人类精子库，通过检测历年来的精子入库合格率也得出类似的结果，国内男性的精子质量同样呈明显下降趋势。
在中国，生育和结婚紧密捆绑，然而近30年来，由于城市化程度显著提升，人们的初婚年龄不断延后。1990年，中国人初婚年龄只有21.4岁，但到了2020年已推迟到28.67岁，其中女性为27.95岁。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生育能力随年龄增长而下降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初婚年龄大幅延迟的直接后果，就是生育能力明显下降。
一边是快速增长的不孕不育人群，另一边是难以增长的辅助生殖持牌医院，在生意人眼中，这简直是一个完美的供需不平衡大市场。
在辅助生殖市场上掘金的，不只是医院，还有一些普通人认知之外的公司。
全球最大的精子银行CRYOS最近就在国内刷了一把存在感。
7月28日，日本媒体报道，由于原油价格上涨，精子吸管、保存容器等原材料价格上涨，而且疫情下更多女性想要通过辅助生殖手段拥有孩子，所以CRYOS上调了精子价格。有意思的是，这篇报道还提到，CRYOS的日本购买者超过半数是单身女性，她们大多数选择中国、韩国等东亚地区的精子，因为想生出与自己更相似的孩子。这则消息被国内媒体转载后，迅速冲上热搜。
CRYOS成立于1981年，距离全球第一例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刚好3年，不孕夫妇开始寻求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其中就包括借助捐赠人的精子样本。CRYOS刚开始运营时，客户大多是来自北欧的异性恋夫妇，但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欧洲以外国家的单身女性和女同性恋伴侣开始挑选并购买精子，孕育自己的孩子。
CRYOS是希腊语，意为「寒冰」，以此作为精子银行的名字非常巧妙——采集到的精子样本经过消毒、检验、纯化处理后，会放入液氮储存桶中，桶内温度低至零下196℃，每个储存桶能储存3万多份精子样本，储藏成本并不高。
按照丹麦法律规定，精子捐赠者每次可以获得大约40美元（约合人民币270元）的报酬，但如果是特别受欢迎的捐赠者，CRYOS会通过交通补贴、消费券、电影票等方式，把价格提高到500美元（约合人民币3371元）。
在CRYOS，每个捐赠者的精子样本会被分成许多份，以每份0.4ML或0.5ML出售，价格与捐赠者的各项条件以及精子质量密切相关，约为72~1212欧元（约合人民币498~8384元）。
经过多年经营，CRYOS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精子银行，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输送了精子样本，并成功帮助70000多个家庭实现生娃梦想。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各个国家的法律不同，作为商业机构运营的精子银行主要位于北欧和美国，这也导致精子银行中有相当大比例的精子源自白人男性。
除了精子银行，冻卵也是辅助生殖产业链的细分生意。
2013年，明星徐静蕾宣布自己在美国冻卵十几颗，她认为这是「世上唯一的后悔药」。随后几年，冻卵渐渐成为女性摆脱生育黄金期束缚的一种选择，社交媒体上关于冻卵的讨论日益增多。尽管国内始终没有放开单身女性冻卵，但已经出现一些机构提供前往美国冻卵的中介服务。
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代孕。
在全球范围内，代孕都是一个争议度极高的行为，而在中国，实施代孕技术或可构成犯罪，但总有人游走在灰色地带。
2020年7月，国内最大的LGBTQ（性少数群体）社交平台BLUED母公司蓝城兄弟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引发资本圈狂欢。有记者发现，在BLUED页面上有一项名为「蓝色宝贝」的服务，标注着「为赴海外进行辅助生殖的用户提供专业服务」，可通过「第三代试管+第三方」获得混血宝宝，虽未明说，但很显然「第三方」指的就是代孕妈妈。
今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时，网红梅爱偲发布了大量虚假视频，打着爱国的幌子收割流量，随即他被曝出在乌克兰开代孕公司，还从国内拉客。俄乌之间硝烟未散，梅爱偲已然经历了从爆红到被封杀的全过程。
在常人所认知的辅助生殖作为医疗手段之外，精子银行、冻卵、代孕等服务已成为全球范围内不可忽视的庞大生意。
在专业人士眼中，国内的辅助生殖产业链是这样的——
上游：检验试剂、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国产产品努力替代进口产品，但进口产品仍然占据领先优势，这也是导致辅助生殖花费居高不下的环节。
中游：互联网+辅助生殖，主要通过线上的孕前、备孕APP、医疗中介平台，以及线下备孕中心，实现孕期管理，这是流量的集中地。
下游：各类生殖中心，如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国内较为著名的公立医院有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重庆妇幼保健院、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等。
对于这条产业链上的从业者而言，不孕不育人群的角色更贴近于消费者，他们付出金钱，用以换取上中下游的每一项产品和服务。
但对于不孕不育人群而言，辅助生殖是一个昂贵的盲盒，他们来回奔波，耗费大量金钱和时间，为此承受无以言表的苦痛，只想经历一次就能成功拥有自己的孩子。现实是，许多人往往需要尝试多次，最后可能也不会得偿所愿。
2021年，纪录片《奇妙的蛋生》曾引发热议。在这部纪录片里，辅助生殖只是生娃的其中一种工具，它所展现的是，在生娃这条漫漫长路上，夫妻、婆媳、父母、亲戚甚至街坊邻居之间的关系，都会成为躲不开的路障。
影片中记录了一个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女性文霞，她曾做了两次试管胚胎移植，都失败了，为了省钱，她取卵时连麻药都舍不得打。但最后，因为治疗失败，她被丈夫和公婆扫地出门，提出离婚时，男方要求她赔偿精神损失费和生育治疗费共计60万元。
在这部纪录片的豆瓣评论区，有个网友这么写道：「我今年36岁，正在试管婴儿，第三次移植失败，打击很大，从对医院的愤怒到对自己的悔恨，心灰意冷得想跳楼。」但她最后还是表示，自己不会放弃。
1976年，学者纽加滕和黑捷斯塔德提出一个概念，社会时钟，这是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意思是社会文化背景会形成时钟一样的规范，对个人生命中的重要生活事件造成重要影响，例如结婚、生子、退休。换句话说，外界期待着每个人在什么年纪做对应的事，而这种期待往往会给个人造成极大的压力。
生孩子就是一个受社会时钟影响的典型事件。医学意义上短暂的生育黄金期让生孩子变得紧迫感十足，然而，在高房价、高消费、高压力的现状之下，越来越多人被迫延迟生育，直到拖无可拖，不得不将辅助生殖视作最后的手段。
许多人以为「生」还是「不生」只是个人的选择，但事实上，「能生而不想生」还是「想生而不能生」才是那道真正令人痛苦的题——出题的是自然，是社会，是时代，人们拼尽全力之后，能答题的却只有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