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医院，与综合医院相比，同样的门诊量下，它的人流量会更大。因为一个孩子来就诊，陪着来的家人可能会坐满整辆出租车。
儿科医生，他们不仅要面对更多的病患家属，还往往需要承担更高强度的工作。
今年6月《国务院关于儿童健康促进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提到，“儿童医疗服务人才短缺且工作负担重，吸引力不强。我国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做儿科医生是种怎样的体验？今天是中国医师节，我们和两位儿科医生聊了聊。
“我的病人不说话”
儿科又被称为“哑科”，许多前来就诊的孩子尚不会说话，还有相当比例的孩子因为年龄较小，无法清楚地描述症状。这就意味着，医生在鉴别、诊断和治疗过程中都会面临更多的考验。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普通（新生儿）外科主治医师叶茂面对幼儿有一套自己的经验。孩子一进门，叶茂会格外留意他的精神状态。若是孩子哇哇哭个不停，叶茂反倒会松一口气，因为这说明孩子精神头还挺足，不会马上出现大问题。
逗孩子开心、观察孩子的微表情，也是儿科医生的基本技能。如果怀疑孩子是急腹症，叶茂会轻轻触摸孩子的额头、胳膊，用手与孩子逗趣，再“不经意”地按压肚子，如果孩子眉头一皱，叶茂便会发现肚子疼痛的具体部位。
和外科重视查体不同，内科大夫的看诊更重经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傅松龄表示，和成人心血管“慢病”“老年病”的属性不同，他的患者以先天性心脏病为主，诊断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心脏彩超。而由于先心病的类型众多，能不能一眼就从彩超结果中做出准确的判断，靠的就是医生的经验积累。
“现在很多基层诊断能初步识别先心病，但具体是什么问题往往判断不那么准确，加上是心脏的问题，家长往往会更焦虑。”从事儿科工作已经20余年，傅松龄明显感觉到大部分家属对儿科医生会有更高的要求。“虽然我们的患者是孩子，但他们在做决定时往往是被动的。从某种角度上，这也是儿科问题复杂的根源之一。所以，我们会在与家长的沟通中倾注更多的精力。”
在病房工作时，叶茂会在工作之余挤出时间，给小患者们多一些陪伴。尤其是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没有家长的陪护，医护人员就会临时充当起爸爸妈妈的角色。已为人父，叶茂对患儿的需求更加敏感，也更能体会到家长的感受。
“给孩子们讲讲故事，陪他们聊聊天，他们的心情就会好许多。”对于饮食没有禁忌的孩子，他有时候也会突然从口袋里变出一根棒棒糖，逗他们开心。科室里有几个患者群，人数加起来超过1000人，叶茂是群里的管理员，家长们的咨询，他看见后都会及时回复。
许多儿科医生在为人父母之后，会不自觉地把前来就诊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傅松龄同样有这种感受，“在治疗过程中，我不会单纯地只从病理角度看问题，也会站在父母的角度替他们考虑更加细致的问题，考虑他们的压力和顾虑。”
2020年4月，傅松龄去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医院，开展对口援疆工作。当年6月，他帮助这所医院完成了首例儿童动脉导管未闭介入手术。手术前有个小插曲，小男孩在初次就诊后，突然“失联”了。“我打电话给他家长，发现已经欠费了，我给他充了两次钱，充50块不够再充50块。”傅松龄说。
了解到男孩的家庭情况困难后，傅松龄多次请同事帮忙联系与浙大儿院有常年合作的爱佑慈善基金会，在阿克苏地区开创了先心病患儿治疗得到慈善救助的先例。就这样，男孩做了一次免费又成功的微创手术，术后只在大腿内侧留下两个米粒大小的创口。
“继续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儿科项目建设”、“切实落实保障儿科和儿童保健科医务人员薪酬待遇的倾斜政策”、“加强不同层次儿科医学人才培养”……面对儿童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基层儿童保健服务网络有待加强、儿科医生短缺且工作负担重等问题，国家陆续做出政策上的倾斜。
傅松龄在工作中体会到了政策带来的变化，他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加入儿科医生的行列中，形成人才上的良性循环。“事业发展关键是人才”，傅松龄说，“尤其对于基层医院的儿科，硬件的扩充可以靠资金投入，但只有人才充实进来，我们的投入才不会成为‘摆设’。”
今年已经回到杭州的傅松龄，日常还是会抽出很多时间，和远在4000公里外的阿克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医院的三个“徒弟”沟通，傅松龄希望他们能成长的更快，能担负起南疆儿童先心病的诊疗水平建设。
做了大量新生儿先天畸形的手术的叶茂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产科可以与儿科有更多的沟通。尤其是很多新生儿疾病的治疗重在早诊断，加强产前咨询工作，尽早介入治疗。”妇幼保健院和社区医院的保健科为儿童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叶茂同样建议其与儿童专科医院有更多的交流，“儿科疾病的许多特点和诊疗经验应该得到更大范围的科普，这样更多孩子就可以得到更及时、更好的治疗。”
